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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作业外包不该是变相“卸包袱”-城市环卫外包的新模式探讨发布者:鑫晟杰工程机械   发布时间:2017-11-08 09:17:12    点击次数:0
近年来,我国部分城市率先开展城市环卫外包业务,将服务项目以合同的形式外包给民营企业。不可否认环卫作业的市场化运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环卫作业不到位、效率低下的问题,但由于服务质量与成本高度相关,在竞争机制相对不够成熟的公共服务领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边是环卫工抗议工资低、待遇差,一边是企业抱怨,成本高盈利难。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科学合理的监管体系,实现有效监管,已成为市场化改革后期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南昌东湖区环卫外包遇尴尬

     2013年9月,南昌市首个以街道为单位的环卫“外包”在东湖区落地,政府投入千万元购买深圳市洁亚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的服务,在全省首开环卫作业市场化改革先河。自此,南昌掀起了一股政府买单、向企业和社会组织买服务的浪潮,“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城市服务模式在各行各业渐成趋势。
     然而,这一当初被称为“买服务”典范的东湖区环卫“外包”或将被叫停。记者了解到,4月中旬,东湖区部分街巷的保洁工作已重新移交至环卫所,甚至,该区还有可能暂停环卫“外包”工作。当初环卫“外包”、政府只做“裁判员”,如今环卫所重拾“扫帚”,原因何在? 对此,东湖区城管局虽然持回避态度,但从一些环卫工人的说法上可以窥见一二。
     据了解,洁亚公司拖欠工资是家常便饭,正式移交前,大部分环卫工人还有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工资没有拿到。不少环卫工还表示,虽然工资比以前提高了200~300元,但是工作量大大增加了。与工作量相对比的是环卫工人们的福利待遇。“一天休息也没有,7~9月份高温费每月仅80元,冬天没有烤火费。”由于该群体多为60-70岁的中老年临时工,公司并不给他们办理社保和医保。此外,让众多环卫工诟病的一点,还有公司的处罚机制。在他们的工资中,基本上有300元浮动工资,由于抓得太紧,即便工作途中上个厕所,吃个早点,只要被巡视人员看到,都会被扣工资。
 

广州环卫工停工求加薪调查:外包后收入过低

     2013年1月10日,广州200多名环卫工人来到中山七路与荔湾路交界处路段,要求加薪并讨要欠薪。工人们表示,不仅工资低,而且亚运会和创文创卫期间许诺工人的加班费约1000元,一拖再拖。
     记者多方了解到,从2001年广州将环卫工作推向市场之后,不光薪水涨得比其他行业要慢,连年终的红包也一年年缩水,从百余元到现在象征性的十元;至于加班费、津贴,过年发的米、油,干脆就无缘了。最近几年,广州市环卫工人月薪普遍在1000元出头,大型罢扫行动几乎每一两年就会发生一次,小型的不计其数。多数环卫工人为了养家糊口、孩子上学,不得不加班加点或是在下班后再做第二职业。长期以来,环卫工人社会地位低、工资福利低、生活待遇低等“三低”状况一直得不到实质性改善。
     一篇来自广州市总工会的研究报告《今年(2012年)以来广州市环卫工人多起诉求事件的分析及建议》进一步指出,在这种市场化外包机制中,导致工人工资低的几个关键因素:一是承包公司一味追求利润,无视法律,想方设法降低成本肆意侵害工人利益;二是招投标工作频繁,工人三天两头换老板,干一天算一天,没有归属感;三是政府投入不足,资金缺口大。

保洁企业吐槽生存困难

     在环卫工吐槽工资低的同事,环卫企业同样倍感委屈。深圳市宏利德清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恒德表示,近年来,随着深圳最低工资标准和物料价格不断上调,环卫企业成本大幅增加,企业生存真的很困难。
     首先,环卫工作推入市场后,采取招投标方式。目前,深圳市政道路清扫保洁外包单价仍然参照2009年出台的《关于完善环卫市场机制提升城市清洁水平的意见》文件执行,已有近5年没有作新的调整,垃圾清运标准更是长达9年没有提高。其次,与企业用工成本关联的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由2009年时的特区内1000元/月与特区外900元/月即将上调至1808元/月,涨幅高达80.8%与100.9%,几近翻倍。最后,与垃圾清运作业成本影响较大的燃油,以0号柴油的零售价格为例,由2005年的3.55元/升上涨到现在的7.44元/升,翻倍有余。此外,近年来住房公积金、事业险的陆续强制缴纳,以及各种物料费用的不断上涨,清洁企业的经营成本已是巨幅加大。
     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保洁企业通过正当渠道中标,都希望换来应当的利润。为了节省成本,环卫工劳动量大了,工作时间长了,工资补贴却没见涨,自然会有不满。尽管目前执行的指导价格已经严重滞后,但由于各区执行的力度不同,至今也未得到完全落实,部分区(新区)街道的清扫保洁单价甚至不及指导价格的一半。

环卫服务外包还需扶一把

     环卫保洁市场化运作,原本就需要通过市场化的奖励机制来调动环卫工人的积极性,但就目前多地项目折戟沉沙的事实而言,要越过的隐形门槛显然还有不少。
     环卫工作市场化后,由于承包管理为公司中标制,必然是价低者得,每个企业都尽力压低自己的劳动成本以增强竞争力,同时减少福利发放,尽可能控制成本的支出,这样必然影响环卫工人的实际利益,造成环卫工人工资水平过低。
     毫无疑问,“重拾扫帚”是对“服务外包”的一种否定,但是,“你不行我自己来”的思维,恐怕也只能阶段性解决问题。从成熟的城市管理做法看,社会服务外包,是实现小政府、优服务的办法,国际上很多城市都在用,但并不像广州、南昌搞环卫保洁外包那样,搞到自己“损手烂脚”、“焦头烂额”。皆因这些城市进行社会服务外包的作业过程,并不是简单选择价低者得的招投标模式。他们对中标者的利润率、用工标准、设备甚至管理模式,都有严格的管理和稽核标准等,中标者只能利润合理化而不能简单的利润最大化,中标公司在行业中是“长线投资者”,不是“割禾青”的“关系投机者”。实际上,在失败了的环卫保洁外包中,我们看到什么呢?拖欠福利有之、包上包有之、缩员吃空额亦有之……至于某些中标公司的中标门槛之低,就更为行业人士所诟病了。
     可见,环卫保洁外包的“一把扫帚扫到底”的思维,之所以没有“扫到底”,很大程度是整个监管模式的制度设计没有“扫到底”,而不是社会服务外包模式本身有根本问题。“重拾扫帚”能走多远?同样有个监管标准和制度设计问题,简单地“一夜回到解放前”,恐怕还是会吃苦头的。

政府购买服务 需科学评估收支及风险

     政府买服务,首先考虑的是社会公益性,而企业的目的是追求经济效益,首先要考虑收支平衡,然后才是承担社会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果选择缩减服务或退出,必然是经营过程中面临了亏本的风险。因此,政府就要考虑,在买服务成本的衡量方面是否进行了一个较为科学的评估。虽然在很多城市服务上都鼓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模式,但诸如南昌、广州呈现的问题无疑对今后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个警示:在城市进行社会服务外包的过程中,政府需对企业将付出的成本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这包括企业的利润率、用工标准、福利待遇、设备甚至管理模式等。
     对于企业而言,同样需要考虑到人员、车旅、办公经费等等。在承接服务时,承接机构应该主动把这些需求说出来,不能为了拿政府服务,就放弃这些成本,从而达到参与竞争的所谓价格优势,最终恶果很可能是自己吞下。

解决环卫外包问题需要长效机制

     在对市容环卫改革的认识上,政府把环卫改革“简单地看作是卸包袱”的情况的确存在,有的单位一味减人、缩编和缓解财政压力;有的单位认为既然环卫作业推向市场了,员工是企业的,管理部门就可以撒手不管。 但需要看到的是,环卫行业本身就是公益性的服务行业,政府资金的投入虽然不直接产出经济效益,但产出的是社会公共效益。外包亦不是“卸包袱”。环卫工人低薪与政府的支出和重视程度有关,市场化改革后,政府的监管责任不能减轻,只能加重。
     期望加大政府投入。建议将环卫工人月最低工资标准在城市规定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基础上增加一定比例,并以此作为今后清洁服务项目经费预算的基础和依据。或者直接根据环卫工作的特殊性,单独制定环卫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使环卫工人的工资水平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与此同时,加大对环境卫生的投入,改善目前比较落后的作业方式,使环境卫生工作持续向机械化、自动化方向发展,改善环卫工作业的艰苦条件。
     此外,环卫作业外包后,市场监管应该成为政府各级环卫部门的主要工作,必须制定和完善作业质量标准、行业管理标准、服务标准、环卫设施建设管理等标准体系,强化环卫作业过程管理,对市政道路清扫保洁实行统一标准、分类管理、按月考评,考核结果予以公示,财政部门根据城管局或街办的考评意见实行按质付款。同时将媒体、公众反映的环境卫生问题,以及日常巡查、竞赛检查发现的问题纳入对清洁服务企业的考核体系。而作为工人权益组织的有关工会,也需要改变缺位状况,真正担负起为环卫工人维权的职责。

     地方政府购买环卫运营服务已经在很多城市展开,大有星星之火燎原之势。但就目前存在的问题而言,实质是政府打着所谓“减负提效”的旗号,用一纸外包合同,将对环卫工的责任全部转移到了企业身上,把旧体制下政府和环卫工之间的用人关系,变成了彻底的“劳资关系”,自己则可以超脱于外。市场化、外包制,将个体、分散、弱势的环卫工完全暴露在公司面前。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长此以往,带来的必然是工人们的维权无力和双方的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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